本文作者
徐伟
李书臣
重婚罪涉及两种情形，一是已有配偶者再次缔结婚姻，二是明知对方已有配偶仍与之结合。此类行为违背一夫一妻的基本规范，损害了婚姻家庭的安定，给社会秩序和法律体系带来负面冲击。然而，受现实状况制约，即便配偶一方察觉到对方可能存在重婚情形，刑事案件的立案程序依然面临诸多阻碍。办理受害者案件过程中遭遇诸多阻碍，但最终得以完成立案。基于此，选择一个具体的重婚案件作为分析对象，探讨提高立案成功率的途径，供大家借鉴。
一、重婚罪——现代社会所不容
再次缔结婚姻，但原有婚姻状态未终结，这种行为违反了我国坚持一夫一妻的法律规定，损害了婚姻另一方的正当权益重婚罪由谁来取证，并且已经被我国法律明确定义为违法行为。我国司法实践将婚姻关系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事实婚姻，另一种是法律婚姻。事实婚姻是指未婚男女双方未经登记结婚，却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并且得到周围人普遍认可的伴侣关系。法律婚姻则是指达到法定结婚标准的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自愿办理结婚登记，以此方式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夫妻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八条之规定，申请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须亲自前往婚姻登记机构完成登记手续。若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登记机构将予以办理，并发放结婚凭证。持有结婚凭证，即代表双方确立配偶关系。
合法结合与实际结合的根本差异在于是否完成官方的联姻手续。民事法规方面，仅对1994年2月1日以前已经符合结婚要件的实际结合关系提供同于正式婚姻的法律保障。刑事法规中对于实际结合的界定则较为宽泛，没有具体的时间界限。鉴于具体样态的差异茂名哪里有专业婚外情取证公司，重婚行为产生了多种构成情形，本文将详细阐述。
1. 法律婚+法律婚
就是先通过民政局完成结婚手续，之后又和另外的人去登记结婚的情况。假如当事人分别和不同的伴侣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那毫无疑问会触犯重婚的法律规定。不过现在全国各地民政局之间已经联网了，民众的婚姻状况能够凭借身份证件进行查询，只是因为要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暂时还没有开通给利益相关者查询婚姻状况的途径。不过，当前全国民政系统联网后，若男女双方已有过婚姻登记记录，再次进行第二次婚姻登记的情况极为罕见，几乎没有发生的可能。因此，若坚持只有法律婚姻才能构成重婚罪，那么《刑法》第二百六十八条关于重婚罪的规定就会失去实际效用。实践中此类情形十分少见，而且随着社会进步，事实婚姻将逐渐成为认定重婚罪的主要依据。
2. 事实婚+事实婚
当事人初次以及再次与他人以配偶身份共同居住或以夫妻身份一起生活的情况下，双方都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种情况属于重婚。
3. 事实婚+法律婚
当事人先前并未依法缔结婚姻关系，其后再度与另一人依照法律程序确立了婚姻关系。
对于2和3项是否属于重婚行为，学界和司法实践方面看法不一，解决方法也各有差异，本人于此不再详述。
4. 法律婚+事实婚
首个婚姻已经依法办理了登记手续，但后来又和另外一方以配偶身份在一起居住，却未办理结婚登记。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最为普遍，业界看法也基本相同，从维护最先登记的婚姻关系角度出发，只要符合条件，就会认定构成重婚行为并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本文将主要针对这种情形进行深入探讨。
二、自诉、公诉与管辖——受理机关找哪家
判断重婚案件由哪个部门处理，需要先明确这类案件属于哪种类型以及归哪个地方审理。个人起诉的案件一般由受害者本人或其法律授权的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这类案件通常涉及的违法程度不高，例如有诽谤、侮辱、强行破坏婚姻、对待家人恶劣等情况。国家起诉的案件则是由法律监督机构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诉讼，目的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这类案件通常情节恶劣，危害社会程度高。但重婚案件比较特殊，依照我国法律相关条款，既可视为个人控告案件，也能转变为国家起诉案件。一般而言，当受害者拥有充分凭据证实存在重婚情形时，能够单独向法院提出控告。倘若取证过程遇到阻碍，受害者若向公安部门提出报案，案件将交由公安部门负责调查，接着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
重婚案件的审判区域确定较为繁琐，需要考虑多个方面，涵盖作案地点、被告住所地、案件类型以及案件是由个人举报还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等条件。根据相关法律条款，重婚案件通常由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所属的人民法院审理。不过，如果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更为妥当，那么也可以选择由被告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法律对处理重婚纠纷的部门有明确指引，一些机构同时具备处理资格，不过，由于这些部门对相关法规的理解存在差异，有时会发生责任推诿现象。例如，当事人向司法审判机构提出诉讼，工作人员可能以材料不够充分为由，建议其先向公安部门反映情况；而公安人员则可能以重婚属于个人起诉案件为由，劝告当事人转向司法审判机构申诉。处理相关事务时，考虑到重婚这类行为具有持续性，实施地点也比较零散，如果受害人向被告常住地提出指控，负责调查的单位可能会以行为实施地点与被告居住地不吻合为由，建议受害人前往行为实际发生地申诉，等等。
根据管辖的相关规范，《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款明确指出，若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更为恰当，则可由被告所在地法院负责审理。《刑诉解释》第二条款说明，犯罪地点涵盖实施犯罪行为地点和犯罪行为发生地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20修正）》第十六条对犯罪地内容进行了阐释，犯罪地涵盖实施犯罪行为的场所，也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发生的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场所茂名正规婚外情取证公司，涵盖着手处、预备点、经过点、终结点等所有关联位置；若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持续性或持续状态，则行为连续实施的地域同样属于犯罪行为发生地。造成损害的地点，涉及犯罪对象受侵害之处。居住地点包含登记的户籍地址和实际长期居住的场所。根据本人观察，重婚案件往往涉及多个违法行为发生地，也就是多地存在重婚情形，所以所有重婚行为的违法行为发生地以及结果发生地的办案单位都具备管辖权。受害者挑选其中任意一处提出控诉的，办案单位都必须予以受理。倘若受害者选择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那么被告人的居住地法院也可以作为可选受理单位之一。根据个人处理过的案件经验来看，发生在犯罪现场的案件提交立案后更容易得到批准,当被告人的住址、实施犯罪的位置以及造成损害的地点地理位置一致时,立案被接受的几率会进一步增加。
三、证明标准——犯罪事实如何举证？
在确定管辖和受理机关后，如何达到立案受理的证明标准？
办案期间注意到，即便出现未婚同居、婚外情，乃至生育非婚子女等情形，也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决定是否立案关键在于具备充分证明，显示双方以配偶身份持续同居，且其状态达到让社会公众普遍认同为夫妻关系的标准，经查阅相关案例判决：
于某某重婚案：（2021）京0108刑初1917号
被告人于某某在1999年1月12日与马某某结婚，马某某性别为女，年龄48岁，婚后他们育有一个儿子。自2013年起，于某某与马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于某某在北京市海淀区清缘东里、海淀区永泰西里以及昌平区等地，与张某以夫妻身份共同居住，他们在2019年10月又生了一个女儿。
公诉方呈交的证据包括，被告者于某某的口供，受害者马某某的证词，目击者聂某、高某、娄某的证词材料，确认指认的记录，房产租赁契约，婚姻登记凭证及婚姻状况查询结果，授权委托书和出生医学证明登记表格及存根，生产过程记录，免疫接种卡及接种许可文书，月嫂服务合同，社区出入凭证，火车票影印件，民事判决文书，案件受理登记表格，到案情形说明及身份核实材料等，这些材料充分表明事实清楚。
司法机构认定：于某某在已有合法配偶的情形下，以配偶身份与第三方持续同居，此行为已触犯重婚罪，需要受到法律制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所提出的重婚罪指控，其依据的事实明确，提供的证据确凿可靠，指控的罪名确实成立。根据其重婚罪的罪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
窦某某重婚案：（2018）京0106刑初751号
窦某某与葛某在1996年10月11日领证结婚，他们的婚姻持续至今没有结束。然而在2017年2月到2018年1月这段时间里，窦某某与李某1以夫妻身份一起生活，并且他们共同生育了一个女儿。
公诉机关提交证据：
一、言辞证据
涉及第三方住所的房东提供的证词，涉及第三方生育非婚生子的医疗机构的医生提供的证词，涉及第三方住所的社区负责人提供的证词，涉及第三方住所的邻居提供的证词，涉及第三方的证词，涉及被害人的陈述。
二、客观证据
登记来京人员信息表格，提供阜城县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信息凭证，提交阜城县妇幼保健院患者授权委托书，呈现阜城县妇幼保健院住院病案首页，出示阜城县妇幼保健院产科住院病人知情书，记录阜城县妇幼保健院药物引产谈话内容，载明要求剖宫产结束妊娠的谈话内容，记载产科术前谈话要点，附送阜城县妇幼保健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填具阜城县妇幼保健院《出生医学证明》首次签发登记表，引用北京明正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结论，展示对外以夫妻名义处理事务的微信聊天记录，提交被告人手机电子数据，引用视听资料。
法庭裁定：当事人双方以配偶身份相称，既有公开场合以言语明确标示彼此婚姻状况的社交行为，亦有持续稳定的家庭生活模式，足以证明双方确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经审理确认，被告窦某某触犯重婚罪名，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通过这些事例可以发现，调查部门主要关注前段关系是否是当前仍然具备法律效力的婚姻，后一段关系是否以配偶身份一起居住并且被周围人普遍了解。因此针对证据收集，应当从多个方面入手，比如前婚姻的存续状况证明，非婚生子女的出生和落户相关文件，若存在的话，需要搜集当事人与第三者以伴侣身份同居生活的证据，包括他们对外进行的社交活动记录，涉及重婚行为的聊天内容，以及周围知情人的证言等，这些材料能够有效证明当事人与第三者确实以夫妻关系相称重婚罪由谁来取证重婚罪由谁来取证，从而增加刑事案件立案的可行性。
四、结语
美满持久的家庭纽带是文化群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它既彰显着群体的伦理规范，又关系到配偶双方以及相关家族的人身利益与财产归属。认定事实婚姻对现行婚姻家庭秩序造成冲击，并依此以重婚罪名追究责任，并非确认事实婚姻的有效性，而是揭示其恶劣的社会影响，体现刑法作为保障法的作用，通过运用这一“不得已的手段”来合理施用惩罚。察觉伴侣存在重婚情形并期待法律惩戒的，应当迅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遇到搜集材料及提出指控受阻的境况时，须立刻聘请法律专家，协助搜集相关材料并展开刑事指控，以保障个人应有的权利。
注释及引用：
贾明军撰写了《事实婚姻重婚罪研究》，该论文是中国政法大学在2023年授予的硕士学位论文。
陈伟和阮能文合著的《关于事实婚姻和重婚罪的联系分析及界限划分》，发表在《净月学刊》二零一七年第三期的文章。
徐伟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时也是中国刑法学会的成员，还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案件律师库中的一员，他的教育背景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硕士，专业方向是刑事辩护和刑事合规。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代理的多起案件都取得了显著成果，比如他代理的一起倒卖文物案被最高人民检察院选为典型案例，他辩护的一起无罪案件曾参与“全国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的评选，他处理的一起涉及三罪不起诉的案件成功获得了国家赔偿，此外，他指导的开展刑事合规的公司也使得所有员工都避免了牢狱之灾。徐律师经常接受媒体采访，针对重大刑事案件表达个人见解。他精通网络犯罪案件的辩护工作，曾处理过多种网络犯罪案件，包括网络赌博、网络洗钱等。徐律师还运营着“三X网络犯罪研究”公众号，在该公众号上发布了数十万字关于网络犯罪案例的研究内容，以及数十篇探讨网络犯罪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篇关于电子数据取证的文章被核心期刊收录发表。徐律师能够针对网络游戏和直播平台开展刑事合规业务，同时也能在数据安全、数据合规、数据出境评估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提供专业咨询。
李书臣，在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从事实习工作，是那里的实习律师。他拥有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以及大连海事大学的法律硕士学位。
